能够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悲剧，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什么被诬陷致死？ “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逃？煊赫一时的“四人帮”为什么变成了阶下囚？…… 本书都予以详尽研究解答。

该书理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沌一团的历史线索：讲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弊端、错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不能抗拒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发展、终结的历史必然。它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教育后人，是一部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可读性很强的专著。

《我和《大动乱的年代》》

“治中共党史，我是半路出家。……1973年3月，我从新疆被调回军政大学。当时军政大学没有文化教研室，而我又没有专长，于是就把我分配到中共党史教研室。

1979年底，中共党史教研室决定加强对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教学。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组（我是组长），在研究分工的会议上，组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万般无奈，“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就只好由我这个组长承担了。军政大学在1980年初就开设了“文化大革命”这门课，在全国也是开设得最早的。我勉为其难，讲“文化大革命”，也算是“逼上梁山”吧。

大家之所以不愿意承担，谁都清楚，难度太大。既没有教材，又没有资料，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我只有下死工夫。我查阅了“文革”10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查阅了10年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军委文件，查阅了我所占有的全部资料，草草写成教材，就上马了。

大概在1988年初，河南人民出版社决定编一套丛书：“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分为4本（按建国后中共党史4个阶段分）。丛书中要有一本讲“文革”。其中3本很顺利地约到了作者，签订了合同。“文革”这一册，本来约请名家金春明和席宣二位合著。不知什么原因，二位先生没有接受。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毛遂自荐，请求由我来写。丛进同志为我穿针引线，河南人民出版社同意了。在这套丛书中，我与出版社签订合同是最晚的———时为1988年3月。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汪琼女士。

……我写得快，当然也与我讲了七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关，与我主编了《文革研究资料》（三大册）有关。约在1988年7月，我已完稿，交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十分积极，立即印成了书。这就大大推动了其他3本书的写作。在4本书中，《大动乱的年代》是出得最早的。……这时，上面总的精神是不准出有关“文革”的书。我斗胆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不久，中宣部出版局的一位同志给我来了电话，说《大动乱的年代》已获批准出版。从这位同志报喜似的语气上看，出版局是理解我的。事后得知，审阅并批准出版的是中宣部副部长李彦。

……香港《开放》杂志说，拙著是“官方出版物”，这完全出自臆想，毫无根据。“官方”对我没有任何授意，“官方”和出版社对拙著的书稿没有提出过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删削。《大动乱的年代》这个书名，与整套丛书相一致，是汪琼女士起的。

《大动乱的年代》一出版，引起各方关注。这不奇怪。拙著初版于1988年，时机是比较好的。在这以前，有过严家其、高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那本书有不少缺点，比较粗糙。

我写《大动乱的年代》，感到最难的是有关林彪的问题，如九届二中全会，如“九一三”事件，我研究不深，吃得不透，所以下笔时欲言又止，含含糊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拙著显然是有缺点的。我在2004年版的《后记》中说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敬请尊敬的读者多多给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