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即被列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它是在民族危亡时期，用以唤醒国魂、御敌救国的佳作，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深厚之爱情。

钱穆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其所著《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二十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理解中国历史上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根据。本书代表了他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成果，与其专题史研究相得益彰、相互发明。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至互动。

作者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632—1677），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并称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理性主义者。

本书是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表述在这本书中。斯宾诺莎和笛卡尔一样，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一样，凭理性的能力从最初几个由直观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推论出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因此本书采用几何学的方式写成，从本体论、认识论开始探讨，最后将《伦理学》的最高概念设定为自由：自由是一种朝向“自我保存”的努力，“对神的理智的爱”是实现人的内在自由的途径。

作者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于1933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生命是什么？》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经典著作之一。书中以纯物理的观念对生物体遗传现象的本质进行了简要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观点。这些思想对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等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现在的观念来看，书中有些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和完善，但考虑到生命现象的极端复杂性，如果从还原论的角度来研究生命现象，那么本书的思维模式（尤其是提问的方式）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

本书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从自然状态出发，批判封建极权制度，主张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国家基于契约、立法权为最高权力、国家权力分立和人民有权反抗暴政等。本书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曾发生很大的影响。

奥斯汀是二战后英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是“牛津派日常语言哲学”公认的领袖之一，在英美哲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如何以言行事》一书提出的“施行话语”与“记述话语”区分学说和言语行为理论最具有建设性，是其对哲学和语言学的原创性、永久性的贡献。前者对真理理论、法哲学和伦理语言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后者一方面经过赛尔和格赖斯等人的修正和发展，成为语言哲学最重要的意义理论之一；另一方面经过一些语言学者的细致阐发和发扬光大，成为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研究、社会语言学、语言交际理论等领域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先生的第一个集子，由杨绛女士编定。本书则是这个集子的注释，回答了神和鬼的问题，有关人的问题，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修身之道，人生的价值等。

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

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提到，钱钟书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